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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谢宝树和景宁，来到这座大阵前。

    守在这里的，是玄武卫，他们检查了三人的身份读碟，才放他们过去。谢宝树穿过了阵法，  才看清两界山现在的模样。一座高耸入云的长城，比当时谢宝树离开的时候高多了。

    这么高的长城，再厉害的妖物，怕是也能挡住。

    景宁惊讶道：“这长城，可比我的真龙之躯要高多了。”

    谢宝树微微一笑，在两界山上，感受到一个熟悉的气息。他沿着墙壁，走上城墙，  这里人很多。但长城很大，十分开阔。谢宝树他们一边上，一边望去。

    漫天都是妖族，举步攻来，简直遮天蔽日。

    其中不乏一些身形高大的妖物，它们嘶吼着，一步一步朝两界山攻来。因为它们感觉到，那个男人的气息，正在一点点变虚弱。

    正在这个时候，长城南边，突然出现了一个道士。

    道士修为很高，与挑水真人站在一起，他御风飞起，大声说道：“九天神雷，卫我大唐。今道门修士，幽冥真人，送诸位一座大阵！”

    说完，一座遮天蔽日的大阵，在他身后亮起，停留在阵法内的妖物，地仙境往下的，全部都被神雷劈死。

    谢宝树很是惊讶，不是说好的，道门的修士，不管大唐么？难道除了挑水真人，还有其他人，来到两界山？这位幽冥真人，又是何方神圣。

    一旁有人解释说，这位幽冥真人，也是唐人。

    而且他还是药王，孙思邈的传人。

    原来是这样。

    在刘看山出现之前，大唐的道门，还是很发达的。

    大唐没有主体的宗教信仰，它以强大的自信和包容接纳了众多的宗教流派。

    大唐的教派很多，儒释道此时已成三足鼎立之势，还有外来的景教、拜火教、摩尼教等，它们在发源地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和打压，但在唐朝却得到了礼遇和尊重。

    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，至唐代达到鼎盛。

    唐玄奘出发前往西天取经，唐太宗李世民执酒相送，和他结拜为兄弟，称玄奘为“御弟”。太宗御指拾一撮尘土，弹入酒中，殷殷嘱托：“日久年深，山遥路远，御弟可进此酒：宁恋本乡一捻土，莫爱他乡万两金。

    多年前的一个早晨，唐都长安的国学，气氛显得庄严肃穆，一场隆重的释奠礼仪正在这里举行。释奠，本来朝廷祭祀先圣孔子的大典，但这次仪式却显得非同寻常。

    因为参加这次礼仪的，不仅有当朝一代大儒国子博士徐文远与太学博士陆德明，唐高祖还特意邀请了佛教界和道教界的代表人物：长安圣光寺沙门慧乘和普光寺沙门道岳，清虚观道士刘进喜和李仲卿。

    期间，刘进喜、徐文远和慧乘三位大师相继升座讲经，之后相互辩难，气氛极为热烈。切磋，琢磨，斗争，融合。道教、儒教、佛教等各种宗教，在唐代获得空前繁荣与发展。

    这是一个讲究排序的国度。从各种场合的排序，可以看出不同人物及其所代表的集团和势力，在主人心中的主次轻重。从这次三教讲论的顺序人们预见，本土的道教将获得李唐王朝更多的支持。事实正是如此，虽然道教在佛教面前一直处于弱势，但它成为唐朝的国教。

    大唐对佛很重视，为什么他把道做为国教呢，因为道是本土本乡本生的文化，所以把道教作为国教，因为老子思想。还有一个，具体一点就是微观地看，老子姓李，是大唐李家祖先，有人说李渊为了抬高门第，追认老子是祖先，所以把道教称为国教。

    起因可追溯到隋末农民起义兴起之际，当时民间流传“老子度世，李氏当王”的歌谣，李渊称帝后一再宣称“李氏将兴，天祚有应”，意为李家主宰天下是上天的旨意。

    李世民继承其父的说法，更加明确宣称自己是老子李耳的后裔。唐太宗下达诏书，继续置道教于佛教之上，用政权手段进一步巩固了道教作为唐朝国教的位置。

    唐高宗在泰山举行了自东汉光武帝之后的第一次封禅大典，这次大典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道教色彩。就在大典之后，高宗命令全国各州各置观、寺各一所，这是历史上道教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有了国家支持的宫观网络。

    从泰山上下来的唐高宗，特意绕道赴老子故里亳州谷阳县，并将其改名为真源县。他正式追尊老子为“太上玄元皇帝”，创建祠庙，派官员进行日常管理。从此以后，道教在唐代宗教中的位置更加特殊。

    唐玄宗同样尊崇道教，唐玄宗在长安亲自朝献太清宫，并追尊老子为：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，对道教的追崇和狂热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    玄宗时期，老子故里的太清宫也受到国家的重视，据说当时占地八顷七十二亩，周围四十里，规模达到鼎盛，琼楼玉宇，金碧辉煌，可与皇家的殿堂相媲。

    那是还没有刘看山的时代，有一个名为孙思邈的道长出现了，道门在大唐才拥有了众多信徒。

    一个孙思邈，可以抵得上几百位真人了。

    孙思邈生于西魏大统七年，自谓“幼遭风冷，屡造医门，汤药之资，罄尽家产”，孙思邈幼年嗜学如渴，知识广博，只是后来身患疾病，经常请医生治疗，花费了很多家财，于是，他便立志从医。

    孙思邈少年好读，天资聪明，七岁的时候，就认识一千多字，每天能背诵上千字的文章，据《旧唐书》载，西魏大臣独孤信对孙思邈十分器重，称其为“圣童”。

    十八岁岁时立志究医，“颇觉有悟，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，多所济益”。到了二十岁，就能侃侃而谈老子、庄子的学说，精通道家典籍，被人称为“圣童”，开始为乡邻治病。

    北周静帝时，杨坚执掌朝政，召孙思邈任国子博士，孙思邈无意仕途功名，认为做高官太过世故，不能随意，坚决不接受，一心致力于医学。

    隋开皇元年，见国事多端，孙思邈隐居太白山中。他一方面下功夫钻研医学著作，一方面亲自采集草药，研究药物学。认真研读《黄帝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、《神农本草经》等古代医书。

    同时广泛收集民间流传的药方，热心为人治病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临床经验。他从理论到实践，再由实践经验中提炼出新的医药学研究成果，以毕生精力撰成了医学著作《千金要方》和《千金翼方》。

    药王孙思邈孙思邈非常重视预防疾病，讲求预防为先的观点，坚持辨证施治的方法，认为人若善摄生，当可免于病。只要“良医导之以药石，救之以针剂”，“体形有可愈之疾，天地有可消之灾”。

    并提出“存不忘亡，安不忘危”，强调“每日必须调气、补泻、按摩、导引为佳，勿以康健便为常然。”他提倡讲求个人卫生，重视运动保健，提出了食疗、药疗、养生、养性、保健相结合的防病治病主张。

    孙思邈对针灸术也颇有研究，著有《明堂针灸图》，以针灸术作为药物的辅助疗法。他认为“良医之道，必先诊脉处方，次即针灸，内外相扶，病必当愈。”积极主张对疾病实行综合治疗。

    在研究医学的过程中，孙思邈把硫磺、硝石、木炭混合制成粉，用来发火炼丹。

    孙思邈还对良医的诊病方法做了总结：“胆欲大而心欲小，智欲圆而行欲方。“胆大”是要有如赳赳武夫般自信而有气质；“心小”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，在峭壁边落足一样时时小心谨慎；“智圆”是指遇事圆活机变，不得拘泥，须有制敌机先的能力；“行方”是指不贪名、不夺利，心中自有坦荡天地。”

    《千金要方》孙氏认为“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，一方济之，德逾于此”，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“千金”二宇，名《千金要方》。

    孙思邈重视医德，不分“贵贱贫富，长幼妍蚩，怨亲善友，华夷愚智”，皆一视同仁。声言“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”。他认为，医生须以解除病人痛苦为唯一职责，其它则“无欲无求”，对病人一视同仁“皆如至尊”，“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”。

    他身体力行，一心赴救，不慕名利，用毕生精力实现了自己的道家医德思想，是中国医德思想的创始人。孙思邈的名著《千金方》中，也把“大医精诚”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，重点讨论。而他本人，也是以德养性、以德养身、德艺双馨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
    孙思邈具有高尚的医德，一切以治病救人为先。他关心人民的疾病痛苦，处处为患者着想，对前来求医的人，不分高贵低贱、贫富老幼，亲近疏远，皆平等相待。他出外治病，不分昼夜，不避寒暑，不顾饥渴和疲劳，全力以赴。

    临床时，精神集中，认真负责，不草率从事，不考虑个人得失，不嫌脏臭污秽，专心救护。

    特别是他提倡医生治病时，不能借机索要财物，应该无欲无求。他这种高尚的医德，实为后世之楷模，千余年来，一直受大家歌颂，被尊称为“药王”。

    孙思邈不用动物入药。他说：“自古名贤治病，多用生命以济危急，虽曰贱畜贵人，至于爱命人畜一也。损彼益己，物情同患，况于人呼！夫杀生求生，去生更远。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，良由此也。”

    孙思邈在生之年为医药事业作了那么多重大的贡献，临终时，却遗嘱“薄葬，不藏明器，祭去牲牢”。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。他深受人民的爱戴和敬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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